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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亲身经历的少先队“手拉手”互助活动马到功成

发帖时间:2024-12-08 04:58:36

  “知心姐姐”卢勤

我亲身经历的少先队“手拉手”互助活动马到功成

  整理: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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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勤小传:

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、手拉手原总编辑,亲身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、经历高级编辑,先队曾长期主持《中国少年报》“知心姐姐”栏目,互助活动被广大少年儿童及父母热情称为“知心姐姐”。手拉手马到功成

  少先队是亲身每个孩子珍贵的时光。它为孩子们的经历童年带来最美好的回忆。

  在上小学的先队时候,我曾担任中队宣传委员,互助活动负责把报纸内容誊抄到板报上。手拉手当看到全国许多小朋友都给《中国少年报》“知心姐姐”写信后,亲身我也偷偷寄了一封,经历不久后,先队便收到回信。互助活动我这么普通的小孩,写封信就得到回复,这种成就感真是没法用语言表达。从那时候起,我便有了当“知心姐姐”的想法。

  为了成为“知心姐姐”,我可没少下功夫。我比照“知心姐姐”的样子,把短发梳成两根小辫,还专程到照相馆拍了一张标准照。可当拿到照片的时候,我发现,这哪像知心姐姐呀,受制于人更像光秃秃的小和尚。照相馆师傅调侃说,“长什么样照什么样”。对“知心姐姐”的模仿,并没只停留在外貌上,我发现“知心姐姐”爱笑,自己太严肃不会笑。为了当上“知心姐姐”,我见人就笑,笑多了,亲和力就提升了。

  上了初二,作为全班第一个共青团员,我成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,谁要入团都要找我谈话,那时候忽然觉得,你说我听、我说你听,知心的感觉真好。

  少年时期,少先队组织为我培养了一颗爱心。上五年级的时候,我们学到一篇课文《海边青松》,文章讲述的是英雄安业民爱国爱家的故事。我和两位同学一起,秘密成立了一个做好事的小组。

  我们三人在我家里一起制作了专用印章和证件。出人头地印章上刻着大海和海燕,证件上贴着个人照片,还模仿户口本在背面写下了“不得遗失、不得转让”的字样。我们要求自己不但要做合格的少先队员,还要有解放军的作风。我们设计了两本《红领巾日记》,一本用来记录我们做的每件好事,一本寄给了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叔叔,并且和他们约定写满后要相互交换。和日记本一起寄去的还有一条红领巾,上面有我们亲手绣的四个字“保卫祖国”,以及一把在天安门广场上采集的花种。

  天天做好事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渐渐地,我做得越多发现得也越多。哪个同学心情不好,我会悄悄地塞给他(她)一张纸条,送出一句鼓励的话;学校女厕所盖茅坑的木盖坏了,我们就在放学后把它修好;到军事博物馆参观,我会默默地擦去玻璃展柜上的灰尘;在新华书店,我会自觉地整理放乱的图书……每当做完这些事,我都能感受到助人的快乐。

  等我们记满一本《红领巾日记》后,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寄给福建的解放军叔叔。不久之后,我们收到了解放军叔叔们的死不瞑目来信和他们记的一本《红领巾日记》。那一刻,我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。

  后来,做好事小组发展到32人。每次有新成员加入,我们都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宣誓。一次,安业民的战友、《海军日报》记者徐弟鸪悄悄观看了我们的宣誓仪式,郑重地说:“这是一件好事,但要让大队辅导员知道,在少先队领导下进行。”

  我们立即跑回学校,找到大队辅导员康文信,一五一十地讲了秘密。没想到,康辅导员听了说:“你们做了那么多好事,以为没人知道,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相信我,把这个秘密告诉我。”

  直到六年级毕业时官兵到学校来看望我们,《海军日报》报道了我们和解放军的友谊,秘密才在学校公开了。少先队时期的经历让我明白,当一个孩子有机会帮到别人就会产生一种助人的快乐。快乐不是自作自受别人给予的,是自己感受到的。

  正是从小培养起的互助精神,20世纪90年代,在《中国少年报》工作的我参与发起了少先队“手拉手”互助活动(以下简称:“手拉手”)。从那时起,可能有20多年的时间我都在参与策划和推荐与“手拉手”相关的活动。

  两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

  第一个故事是一次我在上海听到的:上海潭子湾路第一小学的陈智翔在给农村“手拉手”朋友写信时,附上了自己得意的彩照,并提出想要一张对方的照片。

  几个月后,当他正为农村小朋友的“小气”生气时,回信终于来了。

  信封里有一张1寸的黑白照片,照片上的小朋友半闭着眼睛。信中说:

  “陈智翔同学,寄上我的相片。要知道我们村没有照相的,我专门跑了五六十里路,用我和妈妈攒了很久的钱,去县里照了这张相。回信晚了,请你原谅。”

  小智翔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

 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,小智翔请辅导员捎给我一封信,江郎才尽信中说:“看到这张黑白的小照片(我在上海没见过这么小的),我惊呆了。怎么相片上的人看不见眼球呢?原来是第一次照相太紧张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呀!我真后悔不该在信中提寄照片来的要求。我想象着小伙伴爬山越岭的样子,心里难过极了。我怎么没想到他家附近没有照相馆呢?怎么没想到拍照要花他那么多钱呢?我真太不懂事了。这张小小的照片使我看到城乡的差距,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做人就要学会多为别人着想,少给别人添麻烦。”

  读完这封信,我感动得流下眼泪。

  回来后,我把这件事向全国“手拉手”互助活动组委会顾问徐惟诚同志作了汇报。他记住了这件事。

  1995年夏天,他在河南信阳地区的风景区鸡公山,创办了全国第一个“手拉手”夏令营基地。在第一届全国少年儿童“手拉手”夏令营开营式上,他代表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,赠送给参加夏令营的每个农村孩子一架照相机和一个彩色胶卷,孩子们欣喜若狂。

  从贫困地区来的女孩、江苏溧水仙坛小学的吕时珍,来到夏令营一直一言不发。当她得到照相机和胶卷时,离群索居又惊又喜。她双手捧着相机,问老师:“老师,这相机真的属于我了吗?”

  “属于你了!”老师笑着回答。

  她还不太相信,又找到另一位老师问:“这相机真的不要回去了吗?”

  “对,不要回去了,这是你的了!”

  这回,吕时珍笑了。她兴奋极了,捧着相机,跪在床上,一会儿哭,一会儿笑。

  第二天,我在她的床上看到了她写的日记《我的第一次》。第一次参加夏令营;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长途汽车;第一次坐大轮船;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真飞机,还坐进了驾驶舱;第一次得到了照相机;第一次戴上手表……

  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,就让她在闭营式上发言,她一口气讲了21个第一次,听完她的发言,所有城市的孩子都哭了。当场就有小朋友送她各种东西,有个南京的小女孩还和她建立了“手拉手”的友谊。后来,排除万难这个家庭一直帮她完成了学业,农村孩子家里也给南京孩子家做了一大堆鞋,友谊一直持续下去。

  另一个故事是有一年,我带着小记者到湖北罗田县大别山区采访,住在一个叫张正的男孩家里。他11岁,在乡小读书。我送他一张《中国少年报》。没想到,他又惊又喜,双手捧过报纸,用袖子当抹布,把桌子擦了好几遍,才把报纸平平地铺在桌上,一字一句读起来,直到深夜。

  第二天清早,他又读起来。我招呼他出去和城里的小记者拍照,他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报纸,把报纸卷在胳膊上,直着胳膊站在镜头前。我觉得画面不好看,顺手把报纸接了过来。就在按下快门那一瞬间,我发现,肝肠寸断张正的眼睛并没看镜头,一直盯着那张《中国少年报》。

  我心里一热,忙问:“你见过报纸吗?”

  “没有。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张报。”张正回答。

  “你有书吗?”小记者们围过来问张正。

  “有两本。”张正打开小书包,一本是语文书,一本是数学书。没有一本课外书!

  当时的小记者中有3名来自上海,他们都是红领巾理事会的成员,他们回到上海,红领巾理事会就发起一本书寄友情的活动。上海100万少先队员捐了218万本书给贫困地区。这件事给我们非常大的震动,我们因此发起“写一封信、寄一本书、送一份报、交一个朋友”为主要内容的“手拉手”互助活动,大量的图书、报刊通过城市孩子的手,送到边远、贫穷的山村。

  可以说,危在旦夕这些年来,“手拉手”活动的持续开展,让越来越多处在童年的孩子心中有了别人,能够为别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,产生真正的成就感,非常有意义。

  我希望,未来少先队小朋友们都能成为有正确价值观的人,能对生活说一声“太好了”,对自己说一声“我能行”,对有困难的人说一声“我帮你”,对自己的伙伴说一声“你真棒”。同学们,努力吧,今天你以祖国为骄傲,明天祖国以你为自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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